司徒美堂传奇的一生

             有人问：同样是混江湖，司徒美堂和杜月笙，谁更厉害？孙中山和他结金兰；美国总统罗斯福，早年给他打过工，他一辈子没当过官，没穿过军装。但是，教员亲自邀请他参加参加开国大典，离世之后，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他，就是洪门安良堂总舵主——司徒美堂。

    司徒美堂的一生是从底层洗碗工成长为美洲爱国华侨领袖的传奇历程，毛泽东评价他是“洪门元老，一生爱国”，他与陈嘉庚齐名，侨界素有“南洋陈、美洲司徒”的美誉。

少年闯美，从底层厨工到洪门大佬

   1868年，司徒美堂出生于广东开平一个破产农民家庭，4岁丧父，仅读过4年私塾就外出当学徒。1880年，12岁的他带着母亲借来的52元龙银，只身赴美闯“金山”，刚踏上旧金山码头就被美国流氓泼了一身马粪。
   他在中餐馆每天工作16小时，月薪仅12美元，还常遭遇白人吃“霸王饭”的欺凌。自幼习武的他路见不平，一次怒打寻衅的白人时失手将对方打死，被判死刑，后经华侨和洪门人士募捐营救，仅坐了10个月牢便获释，此事让他在华侨中声名远扬。
   1884年他加入洪门致公堂，1894年组建“安良工商会”，以“锄强扶弱、除暴安良”为号召，连续担任安良堂总理44年，将组织发展到美国31个城市，成员达2万多人。他还聘请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罗斯福担任安良堂法律顾问，两人结下数十年的深厚友谊。

与孙中山：阁楼夜话，抵押大厦换革命经费

   1904年的波士顿冬夜，安良堂的小阁楼里没有生起炭火，司徒美堂把自己的铺位让给孙中山，自己搬了把木凳坐在对面，就着一盏煤油灯听他讲反清革命的道理。窗外是波士顿港呼啸的海风，屋里两人一谈就是整夜，桌上的粗瓷茶盏凉了又添，司徒美堂此前只知道洪门“反清复明”的旧口号，那天夜里才第一次明白，要让海外华侨不再被人当作“猪仔”，光靠堂口的拳头护着同胞没用，得有一个全新的中国站起来。

   孙中山在波士顿的五个月里，司徒美堂推掉了所有堂口的应酬，每天亲自给他买面包煮咖啡，怕保皇党和清政府的密探下手，夜里就抱着手枪在阁楼门口打地铺。后来孙中山要去美国其他城市宣讲，路费和印刷宣传品的钱凑不齐，司徒美堂直接把安良堂的地契塞进他手里：“你只管去讲，钱的事我来想办法。”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黄兴从国内发来急电，说急需15万美元给起义善后、安置死难烈士家属，不然之前攒下的革命力量就要散了。那时候全美的洪门兄弟凑了三天，也只筹到不到两万美元，司徒美堂没跟任何人多商量，直接带着堂口的兄弟，把加拿大四座安良堂的大厦全部抵押给银行，当天就把15万美金的汇票寄回了上海。

   身边有人劝他留一半钱给堂里的兄弟当安家费，他把袖子一甩：“国家大事，岂能斤斤计较小利？” 后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专门发来电报请他回国当总统府监印官，司徒美堂拿着电报看了半宿，最后回了一封电函：“吾乃不求做官，只图革命成功，中华振兴。”他把所有功劳都算在华侨和洪门兄弟身上，自己转身就回了唐人街的小餐馆，继续帮刚到美国的华工找工作、讨公道。

与罗斯福：20年法律顾问，一场跨阶层的道义之交

   1905年，刚从法学院毕业的罗斯福还没成名，在纽约唐人街的小律所里接不到像样的案子，连房租都快付不起。司徒美堂听说这个年轻律师不收华侨的律师费，还帮被警察冤枉的华工打官司，就主动找上门，把安良堂的常年法律顾问合同签给了他。 那时候安良堂是唐人街最大的侨团，大大小小的纠纷、移民局的刁难、白人老板欠华工薪水的官司，全交给罗斯福处理。司徒美堂从不把他当普通雇员，逢年过节就把罗斯福请到家里吃开平菜，两人坐在餐桌边聊华侨的处境，聊美国的平权法案，一聊就是大半天。

   罗斯福后来回忆说，是司徒美堂让他第一次真切看到，华人不是报纸上写的“黄祸”，是一群在异乡拼命活着、讲义气重情义的普通人。 这份合作一做就是整整十年，罗斯福竞选纽约州议员、竞选州长，司徒美堂都发动全美华侨给他投票，罗斯福也始终把安良堂的事放在心上。

   1933年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就职典礼当天，他第一封私人电报就发给了司徒美堂，邀请他到白宫做客。后来美国出台排华法案的修订条款，罗斯福特意提前派人给司徒美堂送信，听取华侨社团的意见，最终推动国会逐步取消了歧视华人的旧法案。

   两人相交几十年，司徒美堂始终没拿这份交情谋过半分私利，连身边人都不知道美国总统和这位洪门大佬有这么深的旧谊。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正式对日宣战，司徒美堂第一时间在华侨社区发动捐款，短短三个月就筹到了500万美元支援盟军抗战，罗斯福专门给司徒美堂颁发了荣誉勋章，表彰他为反法西斯战争做出的贡献。

全力抗日，宁死不做汉奸

   “九一八事变”后，司徒美堂第一时间发动华侨捐款支援抗战；“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他在纽约组织华侨救国会，为十九路军募捐，发现国民党政府截留侨款后，直接要求汇款时注明“蔡廷锴亲收”，即便如此，十九路军最终也只收到了捐款的1/20。

全面抗战期间，他牵头组建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5年间累计募集约330万美元，全部输送回国内支援前线。1941年他途经香港时恰逢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逼迫他出任维持会长，他断然拒绝：“贞妇白头失守，半生清苦岂容毁？”后经周恩来组织多方营救，才辗转脱险抵达重庆。

抉择光明，登上开国大典城楼

   1945年，司徒美堂将美洲洪门致公堂改组为中国致公党，当选为全美总部主席。1947年他严词拒绝国民党邀请他出任“国民大会”代表的要求，1948年在香港公开发表《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的声明》，明确站在人民阵营一边。
   1949年，81岁的他应邀回国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国号时他坚决反对沿用“中华民国”的旧称，力主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称，得到全场一致赞同。开国大典上，他作为华侨代表站在毛泽东身后，亲眼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毛泽东还特意为年事已高的他设计了藤椅轿，方便他上下香山。

晚年留京，身后长眠八宝山

   新中国成立后，司徒美堂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重要职务，始终为华侨事务和国家建设奔走。1955年，87岁的司徒美堂在北京逝世，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公祭仪式，他的遗体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走完了从底层侨工到爱国旗帜的传奇一生。